历史50期_历史50期体彩结果查询

1.黄姓的历史 50字

2.在历史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有哪些变迁

3.地质历史时期的冰期

4.50 60年代的口述中国历史

5.历史上有哪些时间是处于寒冷期还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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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姓的历史 50字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本文试图勾勒出这种特点和影响的大致轮廓，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时间差异性

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

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

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空间差异性

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

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

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最丰富的地区。

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时、空差异的影响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与北元蒙古的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与清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

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

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

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

时代 前汉 后汉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东 河南 陕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陕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苏

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关问题的讨论

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与汉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

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历史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有哪些变迁

帝舜时代，东夷部落的首领叫伯益，因帮助禹治水有功，又因"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被帝舜赐姓蠃氏。传说伯益的后裔有14支。其中的黄氏，大约于商末周初在今河南潢川建立黄国。

春秋时期，南方的楚国称霸，只有黄国和随国敢于抗衡。公元前648年，楚成王责备黄国不向楚国进贡，黄国国君错误地分析形势，既不理会楚国的责问，又不进行任何防备，结果于当年夏天被楚国灭掉。亡国后的黄国子孙，以国名为姓氏，就是黄氏。

但是，有的谱牒学家则说黄姓是陆终的后代。那么，陆终是何人，与上文所说的伯益又有甚么关系呢？据史料记载，伯益是颛顼之玄孙，陆终也是颛顼之玄孙，只是他们的三代近祖不同而已。因此，无论是黄姓出自伯益，还是陆终，总起来说是帝颛顼的后代，属于以国为氏之类。

关于黄姓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出身于少昊之后。这一支黄人，是颛顼时从河南黄水西迁到山西汾水下游的，所建的黄国，于春秋早期为晋国所灭，这也是黄氏姓源之一。

在历史上多次民族大融合中，黄氏有一些人融入壮、瑶、侗、水、布依等少数民族。

亡国后的黄氏遗民，有的逃至今河南中部，大批被迁到今湖北境内，有的在楚国做了官。据说今黄冈、黄陂、黄梅等地，都是因为黄人迁来而得名的。

汉代以后，黄氏因任官等原因分别向大江南北迁徙，南至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北至河南固始、南阳。黄氏入居福建，始于晋代。宋元之际，黄氏称盛于闽粤，至明末清初，开始移居到台湾，后又有不少人移至海外。

黄姓为当今中国8大姓，在南方人中所占比例较同。另外，黄姓在台湾人中更为常见，与郑姓共同享有"黄郑排满街"之美誉。

地质历史时期的冰期

就我国而言,竺可桢教授经研究认为,我国在历史时期的气候可以分出四个温暖时期和四个寒冷时期,其特点与世界冰后期气候变动的总趋势相似.

1、第一个温暖时期（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仰韶文化时代和河南安阳殷墟时代）,我国黄河流域发现有象.

第一个寒冷时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汉水两次结冰,之后紧接着大旱.

2、第二个温暖时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秦汉时代）,象群栖息北限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在公元前659年到公元前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栖息.

第二个寒冷时期（公元初到公元600年,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有淮河封冻的记载（公元225年）.

3、第三个温暖时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隋唐时代）,只在长江以南如信安（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才有象.

第三个寒冷时期（1000到1200年,南宋时代）出现了太湖封冻的情况（1111年）.1178年福州的荔枝曾全部冻死.

4、第四个温暖时期（1200到1300年,元朝初期）,在第三个温暖时期,今河南省的博爱和陕西的西安、风翔都设有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到了南宋时因气候寒冷,竹子无法生长,竹监司被取消了（风翔除外）,到了元朝初期（1268到1292年）,竹监司又重新设立,说明气候又转暖.

第四个寒冷时期（1400到1900年,明末至清朝时代）.十七世纪是我国最寒冷时期,特别是1650～1700年为最冷,在这五十年中,太湖、汉水和淮河结冰四次,洞庭湖结冰三次.江西建于唐朝的柑桔园在1654年和1676年的强烈寒冬中完全毁掉.在近500年的第四次寒冷期中,即欧洲所谓的“现代小冰期”,温度仍有明显起伏,其中有四次较冷期（即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1945起特别是1963年以后）和三次回暖期（1550～1600年,1720～1830年,1916～1945年）.

50 60年代的口述中国历史

在距今3Ga以来的地质历史中，地球上发育了多个冰期和间冰期（图9-4）。其中，太古宙的冰川沉积记录稀缺，而新元古代以来的沉积记录则为各期冰川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图9-4 地球历史中的冰期及其与超大陆汇聚与解体阶段的关系示意图

（据Eyles，2008）

1.太古宙冰期（距今约4～2.5Ga）

地质记录的冰川作用发生在距今2.9～2.8Ga左右，且局限于非洲南部。由于冰川作用的沉积地质记录很少，现有证据可能仅代表了短暂的局部冰川作用，而难以严格地界定一个冰期。由于资料的严重缺乏，针对太古宙的气候模拟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一种认为一个“热温室”支配了太古宙和元古宙大部分时间，并阻碍了大范围冰川作用的发生（Kasting，1987，Kramers，2002）。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太古宙比现代更冷，因为当时年轻的太阳只释放出比出现在低25%～30%的热量。然而，尽管关于地球早期气候的性质还存在争论，但地球冰川地质记录开始于距今3Ga之后这一事实与毫无争议的微生物证据和生成氧气的光合作用的开始时间高度一致（Noffke et al.，2006；Ono et al.，2006）。南非的Mozaan群记录了太古宙（～2.9Ga）的冰川作用（Young et al.，1998），它形成于Kaapvaal克拉通南部被动大陆边缘，主要由厚5000 m的海相沉积组成，厚达80多米的杂岩位于靠近顶部的Odwaleni组中。

2.古元古代冰期（距今约2.4Ga）

加拿大安大略古元古代休伦统（Huronian）超群（劳伦西亚大陆南部省的一部分）记录了距今约2.4Ga的冰川作用，这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最早冰期。在南非（Kalahari克拉通）和北美的波罗的地盾（Karelia克拉通的芬兰段）也有相关地层记录，但体积略小，出露程度也稍差。其他冰海成因杂砾岩（Makganyene组）出现在南非Griqualand West盆地约2400Ma的Transvaal超群中。Kirschvink et al.（2000）和Melezhik et al.（2005）认为休伦统及其他沉积地层记录了发生在低至中纬度的一次或多次“全球冰川作用”。以地球动力学角度来说，古元古代冰川作用发生在劳伦西亚大陆以波罗的古陆中分离的超大陆（Kenorland）早期裂陷阶段，时间约2.1Ga（图9-4）。休伦统厚度至少12km，可分四个构造地层层序，其中以位于Cobalt群底部的Gowganda组（厚达1.7km）最为著名。据Kopp et al.（2005）和Kasting＆Howard（2006）推断，太古宙和古元古代的冰川作用是由大气中氧浓度的升高抵消了富甲烷大气的温室升温效应而引发的。

3.新元古代冰期（距今0·75Ga～545Ma）

新元古代沉积岩的地层学、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指示，新元古代时期发育至少四次成规模的冰川，由老到新分别称为：Kaigas冰期，Sturtian冰期，Marinoan冰期和Gaskiers冰期（图9-4，图9-5）。它们是根据主要地层所在地命名的，其中Kaigas冰期是根据Kalahari克拉通地区Sturtian冰期之下的冰期沉积地层命名的，而Sturtian和Marinoan冰期是根据澳大利亚地区的冰期沉积地层命名的，Gaskiers冰期主要发育于纽芬兰地区。由于新元古代冰成地层的时代多是用间接方法推断而来，因此对每个冰期的具体年龄也有较大争议。就现在的同位素年龄数据和地质地球化学记录来看，新元古代Marinoan冰期和Sturtian冰期的年龄时限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即分别为651～635Ma和718～660Ma。而Kaigas冰期和Gaskiers冰期的期次和时限的分歧较大，初步推测分别为757～741Ma和583.7～582.1Ma（赵AA，2011）。

图9-5 罗迪尼亚大陆解体与新元古代冰期示意图（超大陆的精确古纬度位置未知且争议很大）

（据Eyles，2008）

A—阿拉伯半岛；Aus—澳大利亚；EAnt—东南极洲；Gr/Scan—格陵兰/斯堪的纳维亚；Laurentia—劳伦；In—印度；NCB—华北板块；NWA—西北非洲；SCB—华南板块；T—塔里木；Congo—刚果；Amazonia—亚马孙

（1）Kaigas冰期

Kaigas冰期原来被认为属于Sturtian冰期早期发育的冰川（Frimmel et al.，1996；Borg et al.，2003）。现在人们发现，澳大利亚及劳伦西亚大陆所覆盖地区的Sturtian冰期及其相当地层的年龄比原来想象的年龄要老（Kendall et al.，2006），而且南非Kalahari克拉通上的Kaigas冰期沉积没有立即被Sturtian冰期沉积所覆盖（Frimmel et al.，1996），由此确定Sturtian冰期之前应该还存在一个冰期。

赞比亚西北部Kundelungu群广泛发育块状的冰期沉积物，厚度超过100m（Key et al.，2001）。沉积物中发育厚层的粒序层理，由砾岩逐渐过渡到粉砂岩。碎屑颗粒分选差，粒径变化大，形状也不均一，杂乱堆积。碎屑成分主要包括石英脉、石英岩（具有不同的Fe含量）、燧石、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糜棱岩、镁铁质火山岩、辉绿岩，以及无法识别原来岩性的风化程度较高、含铁质的碎屑。该层冰碛岩之下Mwashia群火山熔岩中锆石的U-Pb年龄是765±5Ma和763±6Ma，而冰碛岩之上Katanga超群中与冰期沉积物紧密接触的变质火山岩中锆石的U-Pb年龄是735±5Ma，这指示了Kundelungu冰期应该发生在距今约765～735Ma之间（Key et al.，2001）。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穿透Kaigas冰碛岩下伏地层中正长岩的锆石U-Pb年龄是757±1Ma，而其西南部Gariep造山带地区PortNolloth Group中较老的冰碛岩之下长英质火山岩中锆石的U-Pb年龄为751.9±5.5Ma，这指示了该地区Kaigas冰期的最大年龄（Hoffman et al.，1994；Borg et al.，2003）。Kaigas冰碛岩之上Rosh Pinah变质流纹岩中锆石的U-Pb年龄是741±6Ma，代表了Kaigas冰期的最小年龄（Frimmel et al.，1996）。所以Kaigas冰期的年龄可能为757～741Ma。

（2）Sturtian冰期

Sturtian冰期的分布范围可能较广，但是典型的Sturtian冰期沉积仅发育在纳米比亚北部、澳大利亚南部和加拿大西北部等地区。其他地区，如纳米比亚南部、中国南部、阿巴拉契亚山东部、阿曼和蒙古等地区也可能有Sturtian冰期沉积岩。

Sturtian冰期的期次和时限现在仍存在较大争议（Hoffman＆Li，2009；Xu et al.，2009）。南非纳米比亚地区Chuos组冰碛岩之下Naawpoort火山岩锆石的U-Pb年龄为746±2Ma（Hoffman et al.，1996），但是该火山岩距冰碛岩700m，因此不能作为Sturtian冰期的最大年龄。加拿大西北部Rapitan群中冰期沉积物之下Mount Berg组的花岗质碎屑岩中，锆石的U-Pb年龄是755±18Ma（Ross＆Villeneuve，19），指示了Sturtian冰期的下限年龄小于755±18Ma；而下部岩墙中锆石的U-Pb年龄是716.5±0.2Ma（Macdonald et al.，2010）。加拿大西北部MountHarper群上部冰碛岩之下D段火山杂岩中锆石的U-Pb年龄是717.43±0.14Ma（Macdonald et al，2010）。由于该段火山杂岩之下没有再出现冰期沉积，因此717.43±0.14Ma这个年龄应该是低纬度Sturtian冰期的最大年龄。

美国Pocatello南部Porteuf Narrow地区Pocatello组Scout Mountain段的上冰碛岩中斑状流纹岩的岩浆锆石U-Pb年龄是717±4Ma（Fanning＆Link，2004）。加拿大西北部的Mount Harper上部冰碛岩内部含有角砾状凝灰岩，其锆石的U-Pb年龄是716.47±0.24Ma（Macdonald et al.，2010）。阿曼北部Sultanate地区Huqf超群中Ghubrah冰碛岩夹凝灰质杂砂岩，其中所含的碎屑锆石的U-Pb年龄是723＋16/-10Ma（Braiser et al.，2000），同一层位的锆石后来获得的更精确U-Pb年龄是711.5±0.3Ma和711.8±1.6Ma（Allen et al.，2002；Bowring et al.，2007）。劳伦西亚大陆可与Yukon的Hyland群进行对比的长英质火山碎屑岩中，锆石的U-Pb年龄是688.6＋9.5/-6.2Ma（Ferri et al.，1999）。如果这些地区的冰碛岩沉积都属于Sturtian冰期，则冰碛岩中不一致的火山灰或熔岩年龄，说明不同地区Sturtian冰期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可能存在差异性。不过，也可能是Sturtian冰期本身就包含了若干个小冰期组成的旋回沉积，这些小旋回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存在差异。

美国爱达荷州中部Edwardsburg组杂砾岩之下、基底（Big Creek群）之上流纹岩中锆石的U-Pb年龄是699±3 Ma（Evans et al.，19），爱达荷州南部Pocatello距Scout Mountain段冰期沉积杂砾岩顶部帽碳酸盐岩之上20m，但第二层似帽碳酸盐岩之下的再沉积凝灰岩层中锆石的U-Pb年龄667±5Ma（Fanning＆Link，2004），这应该是Sturtian冰期结束的最晚年龄，即670Ma左右可能是这次冰期的上限年龄。

（3）Marinoan冰期

Marinoan冰期分布范围很广，几乎在全球都有分布（Kennedy et al.，1998）。冰期沉积的厚度分布不均，在某些地区甚至呈多层分布，而有的地区缺失。

中国华南地区发育完整的Marinoan冰期沉积，一般称之为“南沱组”，在皖南地区也称为“雷公坞组”。华南地区南沱组冰期沉积物排列杂乱，无定向分选，大小混杂、形态多样。磨圆极差，多数未经磨圆；而且富黏土杂基，多为杂基支撑。砾石常见磨光面、“丁”字痕、压坑。尤其以略具定向的“丁”字形擦痕为最典型。沉积物中的细粒部分在压缩流动过程中发生脆性变形。沉积物中长石含量较高，为20%～50%，而且表面干净、新鲜、棱角状，未受风化、蚀变、磨蚀，这也是冰川发育区因气候寒冷、干旱，少化学风化和磨蚀，并快速堆积埋藏的结果。

中国湖北的吉首地区紧邻南沱组冰期沉积的湘锰组（长安组）凝灰岩层中锆石的年龄为654.5±3.8Ma（Zhang et al.，2008），这与贵州东部地区铁丝坳和南沱组冰期沉积之间的大塘坡组夹的凝灰岩层的年龄663±4Ma（Zhou et al.，2004）是一致的，它们限定了Marinoan冰期的最大年龄。

加拿大西部劳伦西亚地区Windermere超群中MountVreelan组冰期地层被Old FortPoint（OFP）组黑色页岩覆盖，黑色页岩的全岩Re-Os年龄是607.8±4.7Ma（Kendall et al.，2004）。加拿大东北部纽芬兰的Avalon半岛和劳伦西亚的Scotland地区Marinaon冰期之后的火山岩中，锆石的年龄分别为606±3Ma和601±4Ma（Dempster et al.，2002）。澳大利亚中部Amadeus盆地Aralka组中富含有机质的黑色页岩全岩的Re-Os年龄是592±14Ma（Schaefer＆Burgess，2003），而Kendall et al.（2006）认为这个年龄是不正确的，他们重新测得的年龄是657.2±5.4Ma。由于Aralka组之上的Olympic组被认为属于Marinoan冰期沉积（Bowring et al.，2003），所以Marinoan冰期应该晚于657.2±5.4Ma。纳米比亚的Ghaub组为Marinoan海相冰期沉积的产物，其顶部的薄层长英质火山灰接近杂砾岩的顶部，其中的锆石U-Pb年龄为635.5±1.2Ma（Hoffmann et al.，2004），直接限制了Marinoan冰期的结束时间。

（4）Gaskiers冰期

Gaskiers冰期的分布范围比Sturtian和Marinoan冰期小得多，但这次冰期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和生物的演化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典型的Gaskiers冰期沉积一般发育在纽芬兰东部、阿巴拉契亚Viginian地区、挪威北部地区。纽芬兰东部Gaskiers冰期沉积地层的年龄为580Ma（Bowring et al.，2003），毫无疑问，代表了Marinoan冰期后的沉积。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波士顿盆地Squantum段冰碛岩所含的熔结凝灰岩中锆石的U-Pb年龄是595.2±2Ma（Thomoson＆Bowring，2000）。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西北部Corles Hill冰期沉积物之下Togari群流纹英安岩中锆石的U-Pb年龄是582.1±4.1Ma，而澳大利亚国王岛（King Island）的Grassy群中一个侵入Elatina组冰碛岩（Cottons角砾岩）、帽碳酸盐岩和后期页岩的Grassy群岩墙，其中的锆石U-Pb年龄为574.7±3.0Ma（Calver et al.，2004），Cottons角砾岩在层位上与Elatina冰期沉积层相当，而Croles Hill冰期沉积与Cottons角砾岩相当（Calver，2000）。因此，澳大利亚地区582.1±4.1Ma和574.7±3.0Ma可以作为Gaskiers冰期的上下限年龄，比波士顿盆地内的冰期沉积时间稍晚。加拿大的纽芬兰Avalon半岛中东部Gaskiers组杂砾岩内部和上部凝灰岩层中的锆石U-Pb年龄为582.1±0.5和583.7±0.5Ma（Bowring et al.，2003；Hoffman＆Li，2009），这两个年龄直接限定了Gaskiers冰期的起止年龄。这说明了Gaskier冰期的持续时间最长不超过2.6Ma。Hoffman＆Li（2009）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气中的CO2不可能积累到使全球冰川溶融的程度。而且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古大陆上也发育Gaskiers同冰期沉积。所以，Gaskiers冰期应该属于纽芬兰地区的区域性冰川，其上下限年龄为582.1和583.7Ma。这次冰川属于大陆型冰川，分布范围十分局限，与Kaigas冰期类似，可能只是山岳冰川或形成于小盆地中的冰盖，并不能代表全球性的冰川。

4.晚古生代Saharan冰期（距今约440Ma）

罗迪尼亚大陆解体后，北非克拉通在南极圈内向北侧移。北非虽然处于高纬度地区，但直到奥陶纪末，才有冰川地质证录出现。这种明显缺乏长期冰盖存在的事实，可能仅仅反映了老的冰成地层已经被剥蚀掉或者本来就没有保存下来。实际上，有人提出北非存在一个长达10Ma的冰川，其开始时间远早于奥陶纪并一直延续到志留纪（Grahn＆Caputo，1992；Caputo，1998；Saltzman＆Young，2005）。有人认为非洲南部冰川是单独存在的（Young et al.，2004），但也有人认为它是连续的“泛非冰原（Pan-African IceSheet）”的一部分，一直延伸超过南纬60°。其他晚古生代冰川位于冈瓦纳大陆的原安第斯（ProtoAndean）活动边缘，即现今的秘鲁-玻利维亚地区（图9-6）。

晚奥陶世冰川沉积厚度较薄（＜200m），以粗粒为主，明显不整合于水道沉积之上。Beuf et al.（11），Trompette（13）和Vaslet（1990）在其中识别出了代表大陆冰川和寒冷气候的地貌，如蛇形丘、冰碛石、冰丘、冰缘多边形构造、冰核丘以及冰下和冰前融水形成的水道等。Moreau et al.（2005）根据岩石中发育的多种层面构造，绘制了记录冰川以冈瓦纳大陆内部高地向边缘流动的流线图。

图9-6 早奥陶世和晚奥陶世Saharan冰期的古地理

（据Eyles，2008）

5.晚泥盆世冰期（距今约374Ma）

晚奥陶世Saharan冰期之后的1Ma间，冈瓦纳大陆仍处于极地高纬度位置，但却没有冰川发育，直到约距今350Ma的晚古生代冈瓦纳冰期才开始。

沿南非板块活动边缘发生的冷却隆起导致了短暂的晚泥盆世冰期，冰川覆盖了现今玻利维亚和巴西部分地区（Caputo，1998；Isaacson et al.，1999）。Kaiser et al.（2006）认为晚泥盆世冰川体积与第四纪冰川体积类似。穿越弗拉斯阶-法门阶界线的3～4℃的冷却，与板块碰撞过程中发生的风化作用所引起的CO2损耗有关。这次碰撞造成了“显生宙最大的生物圈危机之一”（Averbuch et al.，2005）。古生物学家认为远离陆棚的水深变化与泥盆纪冰川的生长和消融有关，但他们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水深变化的影响。

6.晚古生代冈瓦纳冰期（距今约350～250Ma）

图9-7 石炭-二叠纪冈瓦纳冰期冰的生长阶段

（据Eyles，2008）

距今350Ma后，大型冰原在印度、南美、非洲南部、澳大利亚和南极洲形成（Crowell，1999；Veevers，2004）（图9-7）。冰川的形成与生长受南半球高古纬度地区的广泛抬升的直接响应，这些抬升由冈瓦纳大陆与劳亚大陆碰撞所引起，时间上处于中石炭世华力西至晚石炭阿莱干尼（Alleghenian）期间。与冰川有关的海相沉积岩中油气的存在，促使人们对冈瓦纳冰期沉积物进行深入研究，以而获得了大量钻井、地震等地下资料。总体上说，冰下冰碛岩、冰川侵蚀以及冰床表面擦痕等晚古生代大陆冰川作用证据在局部地区是非常明显的（如非洲南部），但以整个冈瓦纳大陆来看，这些冰川作用的地质证据却很稀少。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库伯（Cooper）内克拉通盆地发育有很厚的冰湖相、冰河相和风成相沉积层序。在南美，海洋冰川（及部分大陆冰川）地层形成于沿会聚型板块边缘分布的弧前盆地（如Tarjia盆地）和一些大小不等的克拉通内部盆地（如Parana盆地）。在非洲南部的Karoo弧后前陆盆地和非洲中部的内克拉通裂谷盆地，发育受冰川作用影响的海相和半咸水沉积。在西澳大利亚板块西部拉张边缘的几个裂谷盆地中，堆积有巨厚的（2～5km）形成于寒冷气候条件下的含烃海相地层。

对于冈瓦纳冰期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在晚奥陶世至石炭纪长达近100Ma的时间内，地球极地的大块陆地上没有明显的冰川存在。

7.新生代冰期（距今＜55Ma）

大约在55Ma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Thermal Maximum）之后，地球开始冷却（图9-8），一系列构造显著影响了冰川的形成。此阶段的地球动力学大背景是大陆的解体、漂离和大型陆块向北方更高纬度地区运动。40Ma前的北极重大冷却与南极洲冰川的首次出现时间大体一致。

图9-8 距今55Ma后的晚新生代冰期

（据Eyles，2008）

在地球两极，南极地区的冰川作用发生在距今约44Ma，环北极地区的冰川作用开始于距今45Ma（Moran et al.，2006）至距今约38～30Ma（Eldrett et al.，2007）。南极新生代冰川可能沿南极西部裂谷系（West Antarctic Rift System）开始形成，它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高位伸展地壳之一，其大小可与东非裂谷系相比拟。按照DeConto＆Pollard（2003）的观点，浅水碳酸盐岩风化引起CO2浓度降低，促进了40Ma前开始的南极冰川的形成。到目前为止，最为广泛接受的模型是，北半球直到距今14Ma（Cecil＆Edgar，2003）才形成大陆冰川。

晚始新世至渐新世沉积物中丰富的冰筏碎屑反映出在东格陵兰有孤立的崩裂冰山存在，这表明距今约45Ma时北极有一次重大的冷却（Eldrett et al.，2007）。之后的环北极冰川形成于中中新世过渡期，正好处于南极冰盖的主要膨胀期（Shevenell et al.，2004）。北冰洋的冰筏碎屑在距今14Ma时大量增加，标志着格陵兰冰川作用的开始，并一直持续到距今约5Ma上新世早期的一次显著的极热为止（温度上升高达10℃）（Ballantyne et al.，2006）。距今3Ma时，北欧和北美的冰盖开始有消有长，气温下降，结束了升温阶段。

在北大西洋地区，在始新世之后全球变冷的大背景下，区域性抬升（包括环北大西洋高原的整体抬升）可能是促使长年性雪原形成和保持的一个主要因素，最终在距今3.5Ma之后形成受米兰科维奇旋回支配的冰盖。在斯堪的纳维亚，上升的海洋夷平面（Marine Planation Surfaces）记录了沿挪威大陆边缘的抬升，它们与滨外不整合和冰川沉积物的输入可精确对比（Hendriks＆Andriessen，2002；Huuse，2002；Hinderer＆Einsele，2002；Stoker，2002）。

在西北太平洋地区，北美板块与Yakutat地块在5Ma后发生碰撞，加速了沿阿拉斯加湾边缘的快速抬升，形成了北美最高的山脉（Chugach-St.Elias），在北太平洋引发了冰川作用（Haug et al.，2005），同时伴随着大量冰成沉积物输入到阿拉斯加湾盆地，形成厚度超过5km的Yakataga组（Lagoe et al.，1993）。这些沿岸高地的所产生的障壁作用，引起北美北部内陆气温下降，形成永久冻土，并最终于距今3Ma后在北冰洋形成海洋冰盖（White et al.，19；Westgate2003）。

历史上有哪些时间是处于寒冷期还有为什么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建国之初，中国成功地在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90%以上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三亿农民分得了约4700万公顷的土地。1953年至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取得巨大成就：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8．9%以上

；建立起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没有的基础工业，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同时进行三大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来。[63]?从1957年到1966年，是中国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3倍，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58%；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增长；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1966年5月至1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本文试图勾勒出这种特点和影响的大致轮廓,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时间差异性

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

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

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空间差异性

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

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

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最丰富的地区.

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时、空差异的影响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与北元蒙古的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与清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

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

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

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

时代 前汉 后汉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东 河南 陕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陕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苏

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关问题的讨论

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与汉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

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