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案的启示-念斌案真凶还能找到吗

如何才能让冤案少一些

被执行死刑18年后，原先被认定为案“凶手”的呼格吉勒图，被判决无罪。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公布了再审判决。

迟来的正义让人唏嘘。尽管真凶还有待最后确认，但是，不管是呼格吉勒图案，还是佘祥林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等的逆转，都与“真凶归来”、“被害人死而复生”等小概率事件不无关联。给人乐观期望的是，前段时间福建念斌案改判无罪，终于没有再依赖这类“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呼格吉勒图案一审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认罪态度好”，而二审的上诉理由也是“没有动机，请求从轻处理”，这意味着对这么一个有重大疑点的案件，律师做的竟然是有罪辩护。佘祥林案中也有类似情况。对当事律师来说，冤案昭雪以后，他们的辩护策略与职业态度，将和当年的办案机关一样，面临质疑。当然，一味指责律师显然有失偏颇，如果律师面临重重阻力，甚至连阅卷都很艰难之时，又如何指望他们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可见，在避免冤狱铸成的机理上，辩护律师敬业无惧的“死磕”精神何等重要，给律师创造“死磕式”辩护的条件又何等重要。

应该看到，此类冤案中舆论监督的推动力量。呼格吉勒图案中，新华社记者的内参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从2005年赵志红归案等重大疑点曝光以来，始终有媒体在跟踪报道，这使得“呼案”一直没有脱离公众视野。浙江张氏叔侄案能昭雪，聂树斌案能在近日进入异地复查程序，都与媒体的追踪报道和舆论的关注不无关系。其实，内参也好公开报道也罢，媒体和舆论从来都只是发现问题，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媒体对司法机关的合理监督，如何保障司法机关既能独立办案，又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是“冤狱”集中出现的一年。比如，10月的呼格吉勒图案，3月的河北聂树斌案，4月的湖北佘祥林案，5月的湖南滕兴善案。这4个案子都是可判处死刑的故意案（除佘案外，其他三案的被告人均已被执行死刑），也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波严打和90年代初、中期的后续严打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代表着那个年代的刑事司法风格与社会管控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承认现实与消解阻力比追责更重要。

另外，判无期以上的重大冤案，大多要经过10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有平反机会，而真正获得平反，有时也还需要10年左右时间。佘祥林案和滕兴善案，分别在宣判10年和20年后，才得以平反。聂树斌案在将近20年后才开始复查，呼格吉勒图案也是在将近20年后才获得平反。这个沉重的冤狱时间成本，由所处时代、所判刑期、法条修订、势变化（如呼案和聂案与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之间的重要关系）等多种元素铸成，饱蘸着当事人和当事家庭的斑斑血泪，也意味着制度演化与社会发育的沉重成本。

拿出勇气来承认过往，制度化消解阻力，加快梳理司法存量，确保包括讯问在场权和会见权在内的辩护律师法定权利，是尽量降低平反冤案成本的主要路径，这是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使命，也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不容回避的问题。

概论题 按照依法治国怎样看待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

久拖不决的“呼格吉勒图案”在此之际重审，成为落实依法治国精神的最新案例。希望此案在重审的之后，尽快启动责任官员的问责机制。

受到舆论关注多年的“呼格吉勒图冤杀案”，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曙光。近日，媒体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区公安厅等多个信源处获得消息：此案即将启动重审程序。

1996年，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发生一起奸杀案，在证据明显不充分的情况下，当时年仅18岁的呼格吉勒图作为“凶手”被司法机关定罪、。但9年之后的2005年，赵志红落网了，他交待了自己犯的10起案，其中第一起就是毛纺厂奸杀案。

呼格吉勒图被多年后，“真凶回归”，曾在当年引爆了舆论公愤。但在内蒙古司法机关承诺做出“调查”之后，事件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所谓的“真凶”赵志红一直未被执行死刑，呼格吉勒图的亲属不断上访。至今已经9年，司法机关仍没有明确的交待。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其中提到“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让人欣慰的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久拖不决的“呼格吉勒图案”出现了转机，即将面临重审，这也许是一种偶然，但坚持法治才能杜绝冤假错案，却是一种必然。

当初此案在短短61天时间里，就走完了刑拘、批捕、起诉、一审、二审、死刑执行的程序，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没有得到保证，在证据严重存疑的情况下，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匆匆处决。

这次《决定》再次重申：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这些字，不是普通的字眼，字字后面都有难以计数冤案的教训和无辜者的血泪；守住了这几个字，就能杜绝冤案，否则就是公正底线的崩溃。这些年从赵作海案到浙江叔侄冤案，再到念斌案，案情虽然不同，但总还是法官没能坚持“疑罪从无”这四个字。

其次的问题是，司法底线没能守住，“冤案”发生了怎么办？《决定》明确“司法机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但此案中从“真凶出现”到如今已经有9年，却刚刚等到重审的机会。这次《决定》也提出“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但我们希望此案在重审的之后，尽快启动责任官员的问责机制。

更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呼格吉勒图的亲属目前一直在上访。这给亲属本人、给信访机关都带来了压力。“诉访分离”也是这两年明确的改革目标，这次《决定》也予以重申。但“诉访分离”的前提，是司法机关要做好分内的事。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时就应启动重审程序，所以本案早在2006年“真凶认罪”时就应重审，而此案却一直处于在法律程序之外的“重新调查”中，这说明法律有被架空的可能。司法不能起到终局解决的作用，上访就是必然的结果。不肃清司法积弊、不解决“存量问题”，诉访分离的改革目标就无法实现。

愿呼格吉勒图案的重审，成为落实依法治国精神的最新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