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比利时经典之战-日本比利时14秒纪录片

《归途列车》一部值得看了又看的纪录片

《归途列车》一部值得看了又看的纪录片

《归途列车》始拍于2006年，完成于2009年，由中央电视台记者范立欣组织拍摄团队进行拍摄。先后获得央视和其他海外投资约700万元。结合史料，2006年中国正处于小康社会的建设阶段和脱贫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大，使得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北、上、广、深等发展较快城市，给经济发达城市带来劳动力和市场。而农村人口的迁移带来和农村的衰退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突出之处，影响着乡村人口的幸福感提升。“春运”是这个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反映出中国外出务工群体面临的苦难。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也是拍摄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环境的波折。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无疑对当时的务工人口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设立于这种环境下的纪录片《归途列车》，正是从典型视角映射出对于整个外来务工群体的发现和思考。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和个人身上对于求学和谋生之间的抉择都是萦绕在农民工群体心头的困难。

《归途列车》由范立欣和其兄范立明、摄影师孙少光等人组成的拍摄团队拍摄完成。主要制作人员有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身份和职业能力，可以看出其在影片中对于张昌华和陈素琴家庭现状和思想状态的捕捉和挖掘。制作团队的人数并不多，考虑到拍摄、策划和分机位，可以猜测制作团队身体力行，跟随主演一家记录真实生活。拍摄这类题材的纪录片对于导演、摄像和整个拍摄团队来说，需要真正融入当时的环境，对于体力和精力，还有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理能力都是一次挑战。

《归途列车》开机时，只有制作团队的个人投资中央电视台投资的约15万元制作经费，在制作过程中，出现了资金不足的情况。为此，导演范立欣将已有素材剪辑成8分钟左右的短片在世界范围寻求投资，获得了来自欧洲、美洲、日本等地的100万美元的拍摄资金。这一经典的资金筹措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微妙的启发。结合传统的制片人投资方式，以样片投标的方式获得资金有着更大的风险，对影片的质量有着一定的考验，但是无疑这对于拍摄团队来说是更具挑战的方式，导演在面对更多的“制片人”时，有着更大的话语权，能够更好的实现导演心中的拍摄效果。

其次，《归途列车》在融资方面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给它的发行和展映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先进的国际标准。区别于吴文光导演的个人纪录片《流浪北京》，《归途列车》在院线上映并且有着包括美国、荷兰、比利时等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这在中国的纪录片历史上应该算是头一次了。

《归途列车》的拍摄手法有着强烈的渲染性，运用到了很多的意象、空镜和俯仰的拍摄手法。举例来说，在女儿张琴的故事线里，初次到工厂做牛仔裤的张琴在完成一捆牛仔裤时，将其堆放在墙角，摄影师跟随其动作将镜头由张琴身上跟随到那困又大又沉的牛仔裤上，随着张琴的返回，镜头在牛仔裤上延续停留。这种带有强烈表现力的镜头似乎想告诉我们对于一个17岁的少女来说完成这些牛仔裤的制作是多么不易。类似的镜头还有在其到理发店剪头出来后，伴随着很“潮”的背景音乐，镜头呈仰角环绕拍摄，这也是**中常常用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运镜方式。可见《归途列车》在拍摄过程中，传递着导演的一定情感思想。

另外，《归途列车》影片中有着大量在人潮中拥挤的镜头，在高处俯视人流的镜头，还有着在列车行进路线上的外景镜头。在拍摄过程中的多部门协同和设备的运送和保护是可以想象的困难。在这一点上，必要的经验是我认为拍摄成功十分需要的因素。在拍摄室内镜头时，纪录片摄影师对机位的把握和对于人物特写、分镜的处理充满了现场感。 直接的变焦让节奏跟随着镜头的位置而变化，符合第三者对于事实的认知过程。

《归途列车》在后期制作上加入了背景音乐，这一点我认为对于纪录片定性方面具有很大的决定性。带有情绪性渲染的背景音乐在我看来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创作因素占主导，而以往的个人纪录片在制作上往往摒弃背景音乐的运用而采取完全客观的姿态进行陈述。因而，这一特点能够尽可能的标榜纪录片在艺术和纪实这两条路上的权重。

《归途列车》从分类上看，似乎介于真实**和直接**之间，既有着大量的旁观视角，也似乎在人物的自述中加入了轻微的诱导。镜头的剪辑看似中规中矩，一定程度上则带着西方**故事片的剪辑思路。这和融资国际化有关，来自多国的投资使得《归途列车》不再是一部纯粹的国产**，还带上了西方影视制作标准的成分。这使得该片在后期处理中，很多地方都用到了国际化的剪辑技术，这也给这部讲述中国现象的片子带来了更多可被西方人接受的因素和话语方式。

《归途列车》由于其投资方的多重性，导致了其市场和标准的国际化，在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上映，并在制作和发行方面应用国际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网络途径传播的首创性。2011年左右，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起飞之际，这部纪录片也走向了互联网，在优酷、腾讯、爱奇艺等多个平台上映，实现了线上和线下放映的互动。国际与国内，线上和线下，在更广阔的空间传播的同时，这也要求纪录片在内容形式上符合不同受众的需求口味。如何在不同的传播渠道都能够使观众在心理和感官方面得到刺激和认同是以后的纪录片都需要注意到的因素，这也给纪录片创作带来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纪录片是艺术还是深度报道这方面的认知，这部纪录片让我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思路。《归途列车》记录张昌华一家农民工的务工生活，以“春运”为切入点，两去两回，勾勒出农村人口在城乡巨大收入差距下的艰难抉择和种种真实。如果说纪录片是为真实而生，片中的摆拍镜头明显反驳了这一论断，很多镜头的摆拍带有了强烈的艺术创作因素，即使对事实本身没有影响。相反，从很多镜头和情节中，我们能够够感到导演、摄影师乃至整个制作团队对于张昌华家庭的同情和对于张琴的怜悯和惋惜。这些情绪是影片带给我们的，不仅通过故事的本身，而且通过故事的讲述方式和配乐等后期因素。不得不说艺术创作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纪录片则是在保留最大现实的基础上加入了艺术的表达而产生的。摄影师和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不是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的阻碍，而是纪录片的角度。

即，纪录片以纪录片的角度记录真实。纪录片的角度是感性的，艺术的，创作的，而纪录片的真实是理性的，现实的，客观的。纪录片导演通过真实来传达其感情对于现实的认识和情绪，因而纪录片区别于新闻报道之处恰恰是这部分传达作者情感的因素。

纪录片是艺术，毫无疑问。

运用纪录片手法拍摄**——浅谈西班牙**《死亡录像》

死亡录像影评——转

尽管对恐怖片的喜爱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我深知这一类型片真正的迷人处，绝非无休止渲染血腥和死亡场景（尽管看上去它们总是必不可少）。身临其境的恐惧，常带来对绝望感短暂的亲密体会，这能令人振奋，并产生劫后余生的瞬间快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不安全感乃是人类记忆深处最根深蒂固的动物本能，恐怖片正基于此心理背景诞生繁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生产恐怖片最活跃的地方总是日本、美国这些危机意识强烈的国家。此外，回归前的香港人也（曾经）喜欢通过恐怖片和片来消除社会生活压力，而在欧洲的西班牙，人们则习惯于通过恐怖片，来消除源自宗教的不安和焦虑。

在西班牙恐怖**里，很少出现好莱坞**里屡见不鲜的，离群索居的电锯狂或突然入侵小镇的吃人怪兽，他们喜欢表现的是黑暗、死亡和人的变异——黑暗象征无边无际的压抑，死亡是这种压抑导致的结果，而人的变异，是生与死的辩证。不久前的《孤儿院》正是揭示这一主题，而这部“吓人何止一跳”的《死亡录像》，更是此三者的有机融合，不过，这部**的价值并非仅此而已，它最令人欣喜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新形式，很可能会因为这部**意想不到的成功，引发一次探索新兴**语言的小小潮流。这个潮流简单讲，就是用纪录片手法拍摄故事片，比如好莱坞最近用DV拍摄的科幻灾难片的《苜蓿地》，或者乔治·罗梅罗的《死亡日记》。而更有想象力的做法，我想也会很快有人大胆去尝试，能不能用纪录片拍一部武侠**呢？别着急一口否定。

40岁的西班牙导演琼米·巴拿格鲁，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一直钟情于拍摄恐怖片，但那些**（《黑暗》、《无名死婴》、《公寓出租》）无论是否借助好莱坞资金和明星效应，都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与他合作《死亡录像》的帕卡·布拉扎也一样。创作苦闷之余，他们终于决定剑走偏锋，以出其不意的形式征服经验丰富的观众。DV终于挽救了他们的事业。这部**让很多经验观众在第一时间里想起了1999年的《女巫布莱尔》，影片开始时，电视台“当你在熟睡”节目女主持人安吉拉带着摄像师去一个消防中队深夜采访，整部**即由摄像师肩扛的机器“无意间”纪录完成。但《女巫布莱尔》没能解决“必须拍地好看”这一核心问题，而好莱坞的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又导致《女巫布莱尔2》在第一集惊世骇俗的成功之后，未能继续探索，相反却大踏步退回到胶片格局，使DV这种**新果实的成熟，推迟了整整十年。

采用纪录片手法的最大诱惑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使观众身临现场的紧张气氛，这非常适合用来拍摄“突发事件”，《苜蓿地》和《死亡录像》的成功，都基于此。在《死亡录像》里，女主持人和摄像师构成一个电视采访的独特现场，令观众身临其境，实时观察事态走向。镜头首先是常规的消防中队采访，很快，由于跟拍消防队员出警，观众得以和拍摄者一起进入一幢老公寓楼，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又和那里的住户一起夜遇恐怖僵尸。由于影片由电视台摄像师随机拍摄，视点单一，剧情在展开过程中，就不可能像传统**一样覆盖场景和人物，这反而增强了不可知带来的重重恐惧和猜测，同时摄像机的晃动，则增加了观众心理的起伏不定。很多类似摄影风格的**作品，确实曾因此失去部分不堪忍受画面动荡的观众（《苜蓿地》就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但随着保罗·格林格拉斯两部《谍影重重》的有效熏陶，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影迷学会了享受这种新闻纪录式的晃动。琼米·巴拿格鲁和帕卡·布拉扎做的更妙，他们非常体贴地考虑到这一点，不时穿插拍摄一些稳定镜头，利用简短的采访、黑屏和固定镜头，让观众紧张的神经得以稍事休整。

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最为影迷津津乐道，这个7分钟左右的夜视镜头场景（《苜蓿地》里也利用了DV的夜视功能，但效果却远不及此），不仅成功地向恐怖片经典《沉默的羔羊》表达了敬意，更将全片营造的恐怖气氛推向高潮，惊魂程度几乎令人窒息。这段情节还将西班牙恐怖片经常涉及的宗教恐惧引入进来，我个人感觉稍嫌煞有介事，但却为这个惊心动魄的“僵尸之夜”，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解释说明。有经验的影迷还会发现，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和比利时**《人咬狗》（1992）如出一辙，摄像机倒在地上机械地拍摄，而叙事者（纪录者）伴随一声惨叫，被猛然拽入黑暗。因为显然不具有《人咬狗》深邃、尖锐的人文内涵，这个并不新奇的镜头，就显得不如《苜蓿地》结尾那么恰到好处、意犹未尽。尽管如此，影片对低成本**寻求出路仍然小有启发——与其让高清无限接近胶片，不如利用它天然的纪录片质感，拍出物美价廉的创意故事。希望更多DV爱好者和年轻导演，能够有兴趣看看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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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浅谈

在我国，尽管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强烈攻击的目标，尽管至今双方意见依然激烈对峙，然而“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在现今的影视作品创作中已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纪录片、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乃至电视纪实类节目或栏目中。如中央电视台的《讲述》、《今日说法》、《人与自然》、《记忆》等，包括我们新影创作的《纪录片之窗》、《亲历·见证》、《走遍中国》、《华夏文明》、《地图上的故事》等节目中都采用了“真实再现”的手法。

基于这种将虚构的方式应用于非虚构的节目中的作法，最早起源于**纪录片，并最早是以电视纪录片为基点，在电视领域中弥漫开来的，故本文拟以**、电视纪录片中的“真实再现”的手法为对象，探讨其存在的原因、利弊及应注意的问题。

纪录片，单从词面上看，便已能明确地反映出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基本性质和创作方法，即纪录。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应用电视学》一书中对纪录片是这样定义的：“纪录片是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图像和音响素材，通过非虚构的艺术表现手法，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以及作者对这一事物认识的纪实性电视节目。”“纪录片直接拍摄真人真事，不允许虚构事件，它的基本手法是采访摄影，即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用挑、等、抢的拍摄手法，纪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和真人真事。”

真实环境、真实时间、真人、真事，这四“真”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纪录片创作上，一直被视为是生命之所在。自上世纪50年代起，“挑、等、抢”的拍摄手法（又被称为“自然主义手法”），在我国纪录片创作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在“”中曾被提升到政治素质、政治态度的高度。然而，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纪录片的传统定义遭到了质疑和颠覆。有人提出：这一把真实看成是纪录片仅有属性，把虚构看成是和真实相对立的表现手法的定义是有局限性的，并这种局限性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现出来。有人质疑：有了虚构的表现手法就不真实了吗？采用了虚构的手法的东西就不是纪录片了吗？有更多的人把被长期摒弃的“再现”手法，大大方方地应用在了纪录片中。

这里所说的“真实再现”是指事件发生时，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以及音响资料，事后根据创作的需要，采用虚构的方式把当时发生的东西模拟重现出来。

事实上，在**纪录片诞生后的百年间，“真实再现”的手法就一直被采用着。弗拉哈迪（Rober Flaherty）的被公认为是世界纪录片开山之作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一片中，许多情景也都是利用重拍、摆拍等虚构手法拍摄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也很善于进行组织拍摄，他把这种方法称为“重拾现场”、“复原补拍”。

“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从形式上大体可分为三种：

一是重演，也叫摆拍或补拍；是由纪录片中的特定人物，按编导的要求对自己的过去的特定的真实生活片断进行重演。如弗拉哈迪拍《北方的纳努克》时，爱斯基摩人已不居住冰屋了，为了表现爱斯基摩人的风俗特点，弗拉哈迪请纳努克一家重演了搭建冰屋的情景。另外，影片中弗拉哈迪还请纳努克和他的邻居们穿上了他们早已脱去的兽皮，仿照他们爷爷的样子到海边用钢叉去捕捉海象。据我国老一辈纪录片摄影师讲，中国占领南京总统府时，先遣部队中并没有随军摄影记者，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组解放军战士跑入总统府、房顶上国民党党旗被抛落而下、战士们振臂高呼的经典镜头也是后来补拍的。

二是扮演；是由演员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行为进行扮演。如英国纪录片《失落的文明》（8集1995）中就采用了大量的扮演的手法。其中最后一集《美索不达米亚：回到伊甸园》讲到“死海文卷”时，由两位演员扮演了1947年“死海文卷”被发现时的场景：烈日下，两个牧羊人走在耶路撒冷的荒野中；他们来到了被陡峭的斜坡所隐蔽的小山洞前；一个牧羊人爬了上去；洞中有大量的古代陶瓷碎片和羊皮纸卷轴等文物……《纪录片之窗》栏目《破解西夏王陵之谜》节目中，讲到西夏文字的发现时也运用了扮演的手法：一个手举火把的人下到一个深深的洞穴中；探险者的脚步，在火把的映照下一步步向前走去；火把停在一块残破的石碑前；石碑上刻满了西夏文字。这种扮演在纪录片《金字塔》中再现塔顶巨石安装、《望长城》中再现烽火传警、《姊妹溪》中再现搭建盐卤栈道等中都有表现。

三是运用相关镜头，达到再现的目的。这里说的相关镜头包括：借用的**故事片、电视连续剧以至电视戏曲片、电视艺术片的镜头和带有一定喻意的空镜头。《见证·亲历》栏目《无声的较量》系列节目中，就采用了大量的相关镜头再现人类曾经历经的疾病灾难。《终结麻风病》、《阻击黑死病》中讲到一个世纪前发生的灾难的情景时，作者运用了许多表现古希腊人生活情境的相关镜头。《送瘟神》中除了采用了大量的纪实镜头外，还采用了**故事片的镜头。纪录片《中华文明》中，有一组司马迁写《史记》的镜头，采用的是一段戏曲片中司马迁在放有正在撰写的《史记》的几案前深思的镜头。纪录片《马王堆》运用舞台艺术片中女主人公 的独舞镜头。空镜头的虚构方法也常运用于历史类纪录片和人物传记纪录片中。

“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从内容上讲大体也可归纳为两类：

一类是细节再现，或称作过程再现。主要用来再现某一事情的细节过程。如纳努克一家如何生活的带有细节性的场景。又如，“死海文卷”被发现的细节过程等。这种“再现”的写实性更强。

第二类是象征再现，或者称为虚化再现。主要以虚化处理的情景象征某一种事物。如以火把和脚步象征寻找；以匆忙的脚步、拥挤的人流象征奔波；以万马奔腾的足迹和卷起的消烟象征战场的嘶杀等。

从以上的“真实再现”的分类和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虚构的表现手法，确实广泛地、大量地运用于非虚构的纪录片创作之中。纠其存在之根源，寻其存在的合理性，或许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 扩展纪录片的选题范围，丰富节目画面。

“真实再现”之所以能在纪录片中找到生存土壤，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原始影像资料的匮乏。

这种原始资料的匮乏，在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纪录片中，在追溯回眸类的纪录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我们新影的《中华文明之光》栏目中《孔子》、《老子》等节目，又如我们的《千秋史话》栏目的大同系列的《大同沧桑》、《走遍中国》栏目的苏州系列的《吴越春秋》、大连系列的《百年旅顺》等节目中，编导遇到的问题是除仅有的资料、拍摄的一些实景资料之外，声音资料、影像资料为零。在编导们的面前，或者只有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个口口相传的传说；或者只有祖先留下的一篇篇无影无声的文字；或者只有那些亲历者、知情者一段段生动难忘的回忆。如果想把这些美妙的传说、震撼的故事、难忘的回忆呈现在观众面前，“真实再现”便成了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法。

纪录片《阿炳1950》，是一部34分钟的片子，而导演初次接触这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时，手中的资料只有日本人统治无锡时，阿炳的一张良民证上的照片和1950年留下的六首曲子。在这种情况下，如仅用访谈和这点资料凑成一部片子显然是很单薄的，于是编导采用了“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还原的无锡历史街景、孤独的阿炳的背影在凄凄的二胡曲的衬托下，大大增加了视觉图像的感染力，增加了节目的传播效果。

我们拍摄的《走遍中国》“潮州”专题片中，在表现潮州人当年为了生计背景离乡，出海下南洋的时候也运用了这种“真实再现”的手法。仿旧的褐色画面，扮演的出海人赤脚在沙滩上一步步走向海边的一叶孤舟，手中拿着一支潮州乐器——椰琴，身上背着一个蓝白相间的碎花小包裹，背景音乐是一曲潮乐中悲怨的乐曲。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使用“真实再现”手法，使影视画面得以大大地丰富，对于我们更好地挖掘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对于更生动地表现追忆回眸类纪录片，对于我们拓展纪录片的选题范围，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满足观众的收视欲望，增强节目的叙述张力。

与历史文化类的纪录片相比，一些纪实性新闻类纪录片虽然在时效性上距我们靠近了许多，但在节目制作中却常常存在着种种“不在场”的遗憾，而这种遗憾却往往正是观众收视欲望的所在。

渴望从画面中获得真实的震撼、真实的美感，是观众收视心态的主体。一位**专家说：“真实的定义是多重的，你可以从故事片看到事实，但纪录片却有一个与现实关系更为紧密的联系。”另一位英国纪录片制作人说：“人们发现现代科技的发展让人们失去了与真实的交流，于是人们希望从纪录片中找回真实的交流，并从中去发现自己不能看到的、不能感受到的真实。”而在创作中，编导们会发现观众们所渴望看到的真实，往往在创作者面前只是一种“不在场”的遗憾，这种遗憾对于一些新闻类纪录片的影响是尤为明显的。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便有了“真实再现”手法在新闻类纪录片中被广为使用的现象，并在其中不乏成功者。

如《纪录片之窗》中的节目《与生命签约》一片就是其中的成功的作品。节目讲了一位身患血液重症、如不及时治疗来日不多的男主人公，与生命抗争，签约贷款承包桃园，为自己挣治疗费的故事。节目多处巧妙地运用了一些真实再现的镜头，如主人公因过度劳累，病情加重，昏倒在桃树前一段，就采用了补拍和组织拍摄。随着人们的呼喊声，桃园里干活的伙计们伴着摄像机的晃动的镜头跑向倒下的主人公。镜头拍得真实感人，弥补了“不在场”之憾，更好地表现了主人公的顽强精神，给观众的心灵带来震撼。还有主人公找邻居借钱的一段也再现得很感人。由于天旱缺水，急需资金挖蓄水池。节目出现了这样一组镜头：夜幕降临，主人公徘徊在邻居家的门前……敲门……主人公与邻居的一段对话。虽然我们看不清人物的面部表情，但通过这段再现，增强了节目的叙述张力，满足了观众的收视需求。

三、 营造艺术氛围、意境，增加了节目的感染力。

米歇尔·雷诺在《非虚构的艺术》中说：“如果认为只有故事片才需要借助观众的想像……是极不明智的，如果夸大纪录片平实非虚构的特点，就往往不能够理解故事片根深蒂固的感召力。”事实证明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以虚构的表现手法去渲染、去再现的镜头，也不乏是一种如同故事片一样的感召力的创造。所不同的是纪录片的真实是从日常生活中摘取出来的，是真实大海中的一滴水，而不是为银幕所编造出来的虚构的东西。如匆忙的脚步、拥挤的人流、金秋后落叶、冬日的枯枝、飞翔的白鸽……这些在故事片中常用的借景造势的渲染手法，在纪录片中也成为了一种再现的重要手法，能够增加纪录片的艺术性。

纪录片《国球沧桑》讲到“”期间中国乒乓球队员被下放农村，乒乓球训练被迫中断时，编导采用了这样一组镜头：长满蒿草的荒芜的农家院落，一间放置农机具的棚子，土屋旁的草丛中一个破乒乓球案子斜靠着，棚子中拉着一条红色的大标语。

纪录片《追梦舞台——》讲到老舍先生离开人艺、离开人世的时候，也用了一组很有感染力的再现镜头：空空的首都剧场，几盏舞台追光灯照着入口的大门，慢慢地拉到老舍先生生前常坐的座位，又推到那空空的舞台……

由此可见，资料的匮乏、“不在场”的遗憾，只是造成纪录片对“真实再现”手法的内在需求的一个方面，而对纪录片艺术性、感染力的追求也不能不说是当前“真实再现”手法被广为采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说，“真实再现”在中国纪录片创作中、在纪实类电视节目中的使用，对中国纪录片、中国电视的发展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它在弥补资料匮乏和“不在场”遗憾的同时，其在丰富画面、扩展范围；增强叙述张力；营造艺术感染力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美化我们的节目，同时更能损伤我们的作品，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败笔。这也是许多纪录片人对此持有异议、主张谨慎从事的重要原因。

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为提供了便利条件，负面影响难以想象。

1998年一则英国卡尔顿中央独立电视中心发布的道歉声明，在世界影视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称1996年制作并播出的电视纪录片《关联》是一个捕风捉影，缺少事实根据的节目。故事所表现的一条从哥伦比亚到伦敦的地下毒品运输线并不存在，而纪录片的主要部分都是表演出来的。

这种情况，在世界影视业并不少见，一个个节目被揭露出来，而一个个节目又被制作出来。有人便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真实再现”手法的泛滥，或许有些偏颇，但“真实再现”手法在纪录片中的广泛应用确为提供了便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的确，“真实再现”建立在这样一个的基点上，其负面影响是可怕的。它给了人们这样一个信息，一切都可以仿造，一切都可以扮演，既然真实的东西也不真实了，难道还真实可言吗？还有了解事实真相的途径吗？由此可见，“真实再现”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点上，必须永远格守真实的生命原则。

2． 有可能助长“舍本求末”的风气，动摇纪录片真实性的根基。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是纪录片的根本。真实的影像永远是纪录片创作的主源，它们是纪录片中最有含金量、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元素。而“真实再现”只是纪录片创作中起弥补作用、起辅助作用的一个表现手法。然而在纪录片创作中，却有一种过分地强调再现，寄希望于再现的做法。这种“舍本求末”的风气，是对纪录片真实性的挑战，是万不能助长的。笔者曾看到一部片子，几乎从头到尾都是主人公在表演，但这位主人公毕竟不是演员，其拙劣的演技使得一部原本立意很好的节目，变得滑稽、可笑。还有的片子一味地追求艺术效果，忽视了引用资料的细节真实，从而犯下张冠李戴的不负责任的错误。

3． 真假相交，误导、欺骗了观众的视听。

“真实再现”手法还有一个可怕的误区，就是真假相交，真真假假，导致观众雾里看花，误导、欺骗了观众的视听。有一个反映中国登山队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片子，当说到凌晨三位登山队员终于登上了珠峰时，画面上出现了三位队员站在峰顶，兴奋地欢呼的镜头。但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珠峰上一片漆黑；稍有一点登山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我国登山队首登珠峰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还有的节目借用了电视剧的大段镜头，又不加说明，严重地误导了观众。因此在电视节目中凡出现“真实再现”的地方，加以字幕说明已为影视节目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4． 再现不真，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力，降低了观众的欣赏品味。

“真实再现”，除了要在根基上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之外，还要注意在表现手法上的真实。再现不真，是“真实再现”表现手法运用中的一大禁忌。这种情况的结果往往是把真实变成了虚假。如不合情理的结构、刻板的对话、虚假的客套、无奈的场面，常常使观众不忍再看下去。过于细致的再现，还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力。因此在运用“真实再现”表现手法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应注意宜粗不宜细，宜写意不宜写实，一定要真实、自然、顺畅。

纪录片天启主要讲的什么

如果一个人有着极大的政治野心,有着极好的演讲能力,有着极强的种族歧视,那么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他会爬上高位,进行种族清洗.具有了所有的条件,在野心和决心的双重作用下,最终发动了二战.在德国取得政权并建立纳粹系统后,开始觊觎欧洲.出人意料地,在入侵波兰前,和斯大林结盟.法国和英国别无选择,只得对德国宣战,而此举并未阻止德国和苏俄鲸吞、蚕食波兰.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迫害也就此展开.对西欧国家,“非实战状态”开始,这是一段充满等待、不确定和却还留有希望的时间.回想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受的苦,法国人仍希望能避免开战.

第2集　耻辱的溃败

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为何在德军面前形同摆设,是德军的巧计连环,还是法军的盲目轻敌?号称强大的法国为何溃不成军.敦刻尔克撤退到底是不是的失误.1940年5月10日,闪电战发动,德军攻击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在一阵猛烈对战后,英军在敦克尔克岌岌可危,而法军吃了败仗.百姓无可避免地开始大逃亡.法国面对强大敌人,毫无还手之力,选择只剩下是要跟贝当元帅合作,或本着邱吉尔的精神继续抵抗.尽管疯狂轰炸英国城镇,但终于看清他还是无法征服英国,决定转而对抗苏联.

第3集　兵临莫斯科

1941年,德军已占领欧洲数国的首都,例如布拉格、哥本哈根和巴黎.德军击败法国之后,纳粹士兵被送到巴黎休息,波兰的囚犯和犹太人则被迫完成纳粹的建筑工程.意大利的军队纪律混乱,因而派遣他手下最能干的将军到利比亚.本集节目收录了德军在严冬中朝莫斯科逼近时,苏联如何应战的彩色画面.俄国老百姓被迫烧毁他们的家园和田地,只为不让德军有任何物资可利用.由于无法换洗衣服,加上罹患痢疾和斑疹伤寒,德军部队在距离莫斯科30公里处,遭红军击退.莫斯科幸免于难,只是苏联已惨遭蹂躏.在首次遭受重大挫败的两天后,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这场战事因而正式成为“世界大战”.

第4集　燃烧的世界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对日本宣战.这场战争变成世界大战.同盟国虽坚决抵抗,日军仍然迅速攻占东南亚各国.日军在中途岛受挫,跟着美军登陆瓜达卡纳,同盟国似乎开始有希望能打赢这场仗.另一方面,欧洲和北非人民纷纷组成反抗军,不断对德军发动攻击,而英军轰炸机也令德国惊恐.然而,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挠的部队.隆美尔已来到埃及边境,纳粹标志也飞越斯大林格勒.德国展开消灭犹太人的“最终灭绝计划”.

第5集　宿命难逃

1942年年底：苏联仍保住斯大林格勒,东部战线陷入停滞.在北大西洋,同盟国成功遏制德国潜艇的威胁.在埃及沙漠中的阿拉敏,英军阻止隆美尔的军队前进苏伊士运河.英国和美国在北非开辟新战线,入侵法国“自由区”,以保护地中海海岸,并在欧洲各地加强捕杀犹太人.但无法应付朱可夫将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击,也无法突围.在库斯克,试图对红军进行最后一击却徒劳无功.同时,同盟国登陆西西里,意大利改变立场,轴心国在欧洲战场的情势越来越不利.

第6集　苍鹰落败

1944年,同盟国登陆意大利,但德军将他们阻挡在古斯塔防线外.同时在诺曼底和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同盟国筹划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行动.7月20日,奇迹般地逃过暗杀行动.他发动凶残的镇压行动,党卫军完全掌控德国.在阿登,对同盟国的最后一次反击失败,部分原因来自美军的英勇作战.在东线,红军继续挺进并抵达柏林.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救得了德国,连其秘密武器V1 和V2也一样.自杀

比利时**的特点

在比利时**里艺术家和美术家的传记影片占显著的地位。如影片《保罗·德尔沃笔下的世界》（1946，导演斯笃克，H.）、《鲁本斯》（1948，导演A.斯笃克，P.哈扎尔茨）、《詹姆士·恩索尔的面具和面孔》（1950，导演P.哈扎尔茨）、《叶伦尼姆·波修》（1963，导演F.维叶尔冈斯）。还有关于佛兰芒派绘画的彩色片《黄金世纪》（1953，导演P.哈扎尔茨）等。 比利时纪录片剪辑巧妙，摄影技术好，富有诗意。如《船坞》（1955，导演 E. 德日林）、《比利时组曲》（1958，导演L.德鲁阿吉）、《森林的主宰者》（1958，导演G.希勒曼、A.布兰特）。很多纪录片内容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政治问题，如《为我们的权利而斗争》（1961）、《公开对话》（1971，两片导演F.比延斯）；《瓦隆尼亚》（1971，导演Z.戈洛贝尔）。

比利时**的介绍

比利时主要摄制，纪录片、科普片和民族风俗片如《往南美洲中心去》（1924）、《印第安人格兰－恰科》（1925）、《在以带发头皮作为战利品的部落》（1930），3片导演都是R.德·华弗兰